约翰·穆勒（1806年5月20日-1873年5月8日），英国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代表作有《功利主义》、《论自由》。

穆勒在《论自由》中说：“我们要以中国为前车之鉴。那是一个人才兴盛并且在某些方面极富聪明智慧的民族，以其难得的幸运，这个民族在草昧时代就有了一套特别优良的风俗制度。”

诚如穆勒所言，中华民族是一个早熟的民族，由血缘宗族演化而来的周朝，在军事与思想的激烈碰撞中分崩离析，一跃而入中央集权的君主体制。行之有效的官僚体制使得早早确立的君主制延续了近两千年，尤其是在选拔用人和社会教化上，中国以其独有的特点，创造了一个能够上下流动又在思想上趋于一致的强大帝国。

即使朝代更迭，但制度的内核和思想却未发生过重大变化，换句话说形式上变了，内容上没变。

如果真要说变化，那就是制度上君主的权力越来越大，宰相慢慢遭到了废除；思想上，人们学习和接触的内容越来越僵化，甚至演变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就像赛跑，一开始加速冲刺，跑到中间部分，后继乏力。中国没有出现真正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没有摸到工业文明的门槛。一停止就是停止了上千年，就像一潭死水一样，所有的人都浸染在里面而浑然不觉。

“使人民彼此完全一样，用同样的训诫与规则支配全体人民的思想和行动”，可以想象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之下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进步。

“在普遍的精神奴役氛围中，已经出现过甚或还会再出现个别伟大的思想家。但是，那种氛围从未也绝不会产生出智力活跃的民族。只要哪里还存在原则问题不容争辩的默契，只要哪里事关人生最重要问题的讨论被认为已经结束，我们就肯定不能指望在那里发现普遍而高度的精神活跃”。

中国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是先秦时期，很难想象，两千年前古人所提出的见解竟然在之后的漫长岁月里被子孙反复咀嚼，且成为了最有生命力的思想资源。

但当讨论一旦截止，就意味着，无论是思想还是制度上，中国陷入了停滞。